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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存在焦虑与语言异化的双重变奏》
——论树科粤语诗《后人类嘅时代》的后人文主义书写
文\/一言
当代诗学场域中，方言写作早已突破了地域性表征的局限，成为重构汉语诗性空间的重要载体。树科在《后人类嘅时代》中进行的粤语诗实验，恰似一柄双刃剑，既刺破全球化语境下的语言同质化帷幕，又直指技术资本主义对人类存在的深度改写。这种独特的言说姿态令人想起罗兰·巴特在《符号帝国》中对语言异质性的礼赞，作品中\"工业，科技，智能\"等意象群的裂变式呈现，正暗合雅克·德里达所言\"解构即正义\"的哲学命题。
一、方言符码的解域化叙事
诗人选择粤语作为抵抗性书写工具，本质上是对技术理性统治的语言反叛。\"噈啱\"、\"直头\"等粤语特有词汇的刻意存留，形成与标准汉语体系的美学张力。这种语言策略近似于德勒兹与加塔利在《千高原》中倡导的\"生成-他者\"理论，通过方言的\"少数文学\"特质，消解技术乌托邦的话语霸权。诗中\"网文，科幻，涂鸦\"的蒙太奇拼贴，恰似本雅明笔下的寓言碎片，在能指的断裂处迸发出抵抗的能量。
\"后人类时代，我哋\/命运嘅终极挣扎嘅时间\"的双重疑问句式，暴露出海德格尔\"技术框架\"（Gestell）笼罩下的存在困境。诗人采用粤语的音韵节奏重构时间维度，\"吓死我哋唔偿命\"的俚俗表达，实则暗含福柯\"治理术\"批判的精髓——当技术理性演变为新型生命政治，方言的肉身性言说就成为守护存在本真的最后堡垒。
二、技术物语的病理学诊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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