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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解构与重构:论<我唔系诗人>中的身份祛魅与诗性复魅》
文\/元诗
在当代汉语诗歌的星空中,粤语诗歌犹如一颗独特的星辰,以其方言的鲜活与文化的韧性闪烁异彩。树科的《我唔系诗人》恰是这样一首以粤语为载体的诗作,表面看似简单直白,实则暗藏玄机。全诗通过四个生活片段的并置,以否定句式构筑起一个关于身份认同的迷宫。\"我唔喺老师哈\"、\"我唔喺园艺师\"、\"我唔喺歌手?\"、\"我唔系诗人\"——这四个否定如同四记重锤,砸向现代社会职业标签的固化认知。这种自我指涉的否定性修辞,令人想起德里达的解构策略,诗人通过消解能指与所指的稳定关系,暴露出\"诗人\"这一称谓背后的权力话语。当树科宣称\"着作嘟算等身\/唔等心\"时,他实际上揭示了文学场域中一个残酷的悖论:着作等身未必心灵丰盈,产量与质量、名声与实质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张力。
诗中\"俯瞰韶城,山水天成\"的意象,恰似王维\"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\"的岭南变奏,将盆景制作这一微观艺术与宏观自然并置,暗示了诗人对\"小大之辩\"的思考。这种\"山水天成\"的审美理想,与宋代郭熙《林泉高致》中\"山水有可行者,有可望者,有可游者,有可居者\"的美学追求遥相呼应。盆景作为\"第二自然\",既是人工技艺的结晶,又追求\"虽由人作,宛自天开\"的境界,这种辩证关系恰如诗人对\"诗人\"身份的复杂态度——既投入创作,又警惕异化。
树科对歌唱才能的自陈(\"歌仔嘟唱得几好\/仲唱到几种语版\"),无意中暴露了诗歌与音乐的原始血缘。古希腊的萨福、中国的《诗经》都证明诗与歌本为孪生,而现代专业分工却将其强行割裂。诗人强调\"我唔喺歌手?\",恰是对这种异化的反讽式抵抗。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曾言:\"艺术存在的意义就是恢复人们对生活的感觉\",树科通过多语言歌唱的实践,或许正是在寻找诗歌原初的韵律感和身体性,这种寻找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诗性存在的方式。
诗歌结尾的\"唔等心\"三字堪称诗眼,它像一道闪电照亮了全诗的哲学深度。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,\"着作等身\"成为可量化的成功标准,而心灵的真实状态却被悬置。陶渊明\"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\"的心境与树科的\"唔等心\"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,共同抵抗着功利主义对精神世界的殖民。法国哲学家福柯关于\"自我技术\"的论述在此显现其解释力——树科通过持续的自我否定,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反规训的自我建构,这种建构不依赖外在认可,而是指向内心的真实尺度。
从文学史脉络看,《我唔系诗人》延续了\"诗人非诗人\"的元诗传统。白居易自称\"非诗人之诗\",苏轼言\"不识庐山真面目\",到现代胡适\"我其实不配做诗\"的谦辞,这种自我指涉的悖论式表达构成了中国诗歌的一条暗线。但树科的独特之处在于,他将这种传统置于粤语语境中,使方言的鲜活质感与深邃的哲学思考形成奇妙化学反应。粤语语气词\"哈\"、\"?\"的运用,不仅传递了口语的亲切感,更制造了文本的裂隙——这些看似随意的口语标记,恰恰成为抵抗宏大叙事和权威话语的微观策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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