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煎药室里,砂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,炮附子在沸水中翻滚。苏怀瑾盯着计时器,脑海中闪过祖父教她辨认附子炮制的场景:“生附子毒性强,得用盐卤浸泡、清水漂洗,直到切片后口尝无麻辣感,再蒸制数小时,方能入药。”她调出2020版药典,目光扫过“麻黄每日用量3-9g,蜜炙可缓和药性”的条目,心中暗叹——基层诊所的用药规范,终究还是落了空子。
西医会诊来得很快,生脉注射液挂上输液架时,第一剂药刚好煎好。苏怀瑾亲自喂老人服下,温热的药汤顺着嘴角溢出,在老人苍白的唇上留下浅褐的痕迹。“爷爷当年在山区行医,遇到过误用麻黄致亡阳的病例,”她边擦拭边对小张说,“那时候没有心电监护,全靠摸脉看舌苔,稍晚半刻就是天人永隔。”
三剂药下去,老人的心率终于降到90次\/分,血压回落至135\/85mmhg,指尖也有了些温度。男人跪在地上叩头,苏怀瑾连忙扶起:“以后记住,中药不是保健品,麻黄更不是‘万能发汗药’。高血压、心脏病患者用麻黄,必须蜜炙且严格控量,多一克都是风险。”
当晚的病例讨论会上,投影屏上跳动着麻黄的红外光谱图。“生麻黄的挥发油峰高得离谱,”苏怀瑾用激光笔划过曲线,“蜜炙后挥发油减少30%,醇浸出物增加20%,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高血压患者必须用蜜炙麻黄。”画面切换到2015年温州医案,心电图上紊乱的室性早搏让人揪心,“这位患者就是误用生麻黄15g,心脏停跳三次,抢救了两天两夜。”
散会后,苏怀瑾站在医馆天井里,望着被雨水打湿的药柜。突然,急诊电话在静谧中炸响:“苏医生,120送来一位昏迷老人,肢冷如冰,脉微欲绝……”她攥紧手机,白大褂下摆被风掀起,露出裤脚的药渍——又是一场硬仗。
穿过长廊时,她想起祖父常说的话:“一味麻黄,能救人亦能杀人,全在医者分毫之间的斟酌。”急诊室的灯光在雨幕中闪烁,推车上老人青紫色的唇畔,让她瞬间回到十年前那个同样潮湿的夜晚——那时她刚跟诊,第一次见到因误用中药而濒危的患者。
煎药室的火光映在窗玻璃上,苏怀瑾深吸一口气,推开急诊室的门。这一次,等待她的是比麻黄更凶险的附子,是《伤寒论》里“回阳救逆”的生死时速,更是现代中医在古老智慧与现代规范间的又一次精准博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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