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4章 义利之辨：千年哲思的时代回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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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曰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

一、义利观的哲学溯源：从天命到人性的探索

（一）商周时期的义利萌芽：天命与德政的交织

在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现场，考古学家们小心翼翼地清理着层层甲骨，那些镌刻其上的 “羛” 字，如同穿越三千年时光的文明密码。殷商时期，祭祀被视为沟通天人的神圣仪式，商王通过灼烧龟甲兽骨，根据裂纹走向占卜吉凶。甲骨卜辞中常见 “王其田，亡灾？”“帝降若（诺）？” 的记载，反映出当时人们坚信田猎收获、战争胜负等利益获取，皆取决于是否遵循天命。在这种观念下，违背天命的行为不仅会招致灾祸，更被视为严重的不义之举，会受到神灵的惩罚。

西周建立后，周人在继承殷商天命观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刻革新。1963 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何尊，其内壁铭文中 “唯王初壅，宅于成周。复禀王礼，赐贝十五朋” 的记载，不仅是周成王营建成周的历史见证，更揭示出 “以德配天” 的治国理念。周公旦制礼作乐，将 “义” 从单纯的宗教仪式规范，转化为涵盖政治、伦理、经济等各方面的社会准则。《尚书?康诰》中 “惟命不于常，汝念哉！” 的告诫，强调天命并非永恒不变，统治者唯有以 “敬天保民” 的仁德治理国家，方能获得天命眷顾。这种将 “义” 与 “德政” 紧密结合的思想，使 “义” 成为衡量利益获取是否正当的首要标准，也为后世儒家义利观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
（二）孔子的义利革命：从天道到人道的转向

春秋时期，礼崩乐坏，诸侯争霸，社会陷入 “上下交征利” 的混乱局面。各诸侯国为争夺土地、人口和财富，频繁发动战争，传统的义利秩序遭到严重破坏。孔子目睹 “八佾舞于庭” 的僭越乱象，深感恢复社会秩序的紧迫性。他在杏坛讲学，以 “有教无类” 的理念广收门徒，打破了 “学在官府” 的垄断，将 “义利之辨” 从天命神学引入人性领域。

在《论语?里仁》中，孔子提出 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，这一论断并非简单的道德评判，而是对人性本质的深刻洞察。孔子认为，君子以 “义” 作为行为准则，追求符合道德规范的价值；小人则沉溺于物质利益，忽视行为的正当性。他进一步阐述：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”（《论语?里仁》）承认人对利益的合理需求，但强调必须通过 “义” 的途径获取。

在周游列国时，孔子多次面临利益诱惑。卫灵公许以高官厚禄，前提是他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，孔子毅然拒绝，践行 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（《论语?述而》）的信念。在陈绝粮时，弟子们饥肠辘辘，甚至对人生信念产生动摇，但孔子依然坚持讲学，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对 “义” 的坚守。这种身体力行的示范，赋予 “义利之辨” 强大的生命力，使其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（三）孟子的义利深化：人性本善的理论建构

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义利观，将其与 “性善论” 相结合，进一步深化了儒家义利思想的理论体系。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，孟子直言 “王！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”（《孟子?梁惠王上》），旗帜鲜明地强调 “义” 应优先于 “利”。他认为，人天生具有 “四端” 之心，其中 “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”，这种道德本能使人们能够辨别行为的是非善恶。

当面临 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” 的抉择时，孟子主张 “舍生而取义者也”（《孟子?告子上》），将 “义” 提升到超越生命的崇高地位。在《孟子?滕文公上》中，他提出 “有恒产者有恒心，无恒产者无恒心”，承认物质利益对民生的基础性作用，但强调统治者应通过 “制民之产”“薄税敛” 等 “义政”，保障百姓的合理利益。孟子还以 “五十步笑百步” 的比喻，批评梁惠王只关注军事利益，而忽视百姓疾苦的做法，指出真正的治国之道在于行仁义、施德政。这种将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治理相结合的思想，使儒家义利观成为完整且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。

二、历史长河中的义利实践：治世与衰世的镜像

（一）汉唐治世：义利平衡的典范

汉文帝刘恒的治国实践，堪称义利平衡的楷模。他在位期间，多次下诏废除苛政，减轻田赋，将 “义” 落实为 “忠” 于百姓的责任。公元前 167 年，齐太仓令淳于意获罪，其小女儿淳于缇萦上书愿为官婢替父赎罪，汉文帝被这份孝心与勇气打动，不仅赦免了淳于意，更借此契机推动刑法改革，废除肉刑。这种 “哀怜悲其意” 的宽恕之举，既彰显了仁德，又稳定了民心。

在经济上，汉文帝推行 “与民休息” 政策，开放山林川泽供百姓渔猎樵采，在保障国家税收的同时，促进了民间经济发展。据《史记?平准书》记载，当时 “京师之钱累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至腐败不可食”，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。汉文帝还以身作则，生活简朴，在位 23 年，宫室、苑囿、车骑、服饰等都没有增加，为天下百姓树立了节俭的榜样，实现了义与利的良性互动。

唐代贞观年间，魏征以 “忠” 谏闻名，他多次提醒唐太宗 “居安思危，戒奢以俭”。唐太宗虚心采纳谏言，推行均田制、轻徭薄赋，保障农民利益；同时完善科举制度，打破门阀垄断，为寒门子弟提供晋升通道。在民族政策上，唐朝推行 “华夷一体”，文成公主入藏，带去先进的技术与文化；大量任用少数民族官员，如突厥人阿史那社尔为将领。这些举措既维护了国家统一，又促进了民族融合，展现出超越狭隘利益的大义。

魏征病逝后，唐太宗感慨 “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”，这种君臣之间基于道义的良性互动，为 “贞观之治” 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在贞观年间，社会稳定，经济繁荣，文化昌盛，史载 “海内升平，路不拾遗，外户不闭”，成为中国历史上义利平衡、国家治理的典范时期。

（二）宋明衰世：义利失衡的警示

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，围绕 “义利之辨” 展开了激烈争论。王安石主张 “理财为方今先急”，推行青苗法、市易法等改革措施，试图通过国家干预经济增加财政收入，以解决北宋 “积贫积弱” 的局面。然而，变法在执行过程中，部分官员为追求政绩，强行摊派贷款，导致百姓负担加重。一些地方官府在青黄不接时，不论百姓是否需要，都强制他们借贷，还款时还收取高额利息，使得许多农民陷入债务困境。

司马光等保守派激烈反对，认为 “义者，天下之公利”，指责王安石 “兴利之臣，专以聚敛为务”。这场争论本质上是如何平衡公利与私利、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冲突。王安石强调通过 “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，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” 来实现国家富强，但在实践中忽视了百姓的实际承受能力；司马光则更注重维护传统的义利秩序，担心变法会破坏社会稳定。最终，变法因义利失衡引发社会动荡而失败，北宋的统治危机也进一步加深。

明朝中后期，商品经济繁荣，但官场腐败盛行，义利观严重扭曲。张居正改革虽一度振兴国势，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 “争权夺利” 的风气。万历年间的 “国本之争”，持续长达 15 年之久，群臣围绕太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的储位问题争执不下。内阁首辅申时行、王锡爵等重臣卷入其中，为了迎合皇帝或维护自身利益，不惜违背道义。

在这场争斗中，甚至出现官员因直言进谏被 “廷杖致死” 的极端情况。例如，万历二十年，礼科给事中姜应麟上疏请立朱常洛为太子，触怒万历皇帝，被贬为广昌典史。这种 “以利代义” 的政治生态，严重消耗了明朝的统治根基，导致朝廷内部党争不断，社会矛盾激化，最终明朝在内忧外患中走向覆灭，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。

三、义利观的现代性转化：困境与突破

（一）市场经济中的义利冲突

在全球化背景下，市场经济的逐利本性与传统义利观产生了激烈碰撞。某互联网企业为追求用户增长，利用算法推送低俗、虚假信息，导致青少年沉迷网络。该企业通过分析用户的浏览习惯和兴趣偏好，精准推送吸引眼球的内容，尽管这些内容可能包含暴力、色情等不良信息，但为了获取流量和广告收益，企业对其视而不见。这种行为不仅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，也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。

部分金融机构为获取高额利润，设计复杂的金融衍生品，最终引发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。一些投资银行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打包成证券出售，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，刻意隐瞒风险，误导投资者。当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，大量次级贷款违约，引发了连锁反应，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，无数企业倒闭，大量人员失业。这些现象反映出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责任的弊端，凸显了市场经济中义利冲突的严峻性。

中国企业在 “走出去” 过程中，也曾面临义利抉择。某中资企业在非洲承建基础设施项目时，起初因忽视当地劳工权益保障，引发当地民众不满。企业为了赶工期、降低成本，安排当地工人长时间高强度工作，且工资待遇较低，还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措施。这一做法引起了当地工会和民众的强烈抗议，项目推进受阻。企业及时调整策略，增加当地员工培训，提高工资待遇，改善工作条件，并投资建设学校、医院等民生工程。通过这些举措，企业不仅赢得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信任，也为企业树立了良好形象，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，展现了正确处理义利关系的重要性。

（二）职场伦理的重构实践

日本稻盛和夫创立的 “阿米巴经营模式”，将 “敬天爱人” 的哲学理念融入企业管理。每个阿米巴小组都是独立核算的经营单元，但成员以 “忠” 于集体目标的责任感自主经营。当不同小组在资源分配上出现分歧时，通过协商与换位思考达成共识。例如，在京瓷公司，当两个阿米巴小组对某项原材料的分配产生争议时，他们不会单纯从自身利益出发争夺资源，而是共同分析生产需求和整体利益，以寻求最优解决方案。

这种模式使京瓷在多次经济危机中保持稳健发展，其 “利他” 的经营哲学，与儒家 “君子成人之美” 的义利观不谋而合。稻盛和夫认为，企业经营的目的不仅是追求利润，更要为员工、客户和社会创造价值，这种理念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。

中国海尔集团推行的 “人单合一” 模式，鼓励员工将个人目标与用户需求紧密结合。当用户反馈冰箱门封条密封性不佳时，研发团队迅速响应，不仅在 48 小时内推出改进方案，还主动回访用户，确保问题彻底解决。此外，海尔内部倡导 “容错文化”，对于创新过程中的失败给予宽容，以 “恕” 道激发员工的创造力。

在海尔的 “人单合一” 模式下，员工不再是被动的执行者，而是主动的创业者，他们以满足用户需求为导向，积极创新，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，也为企业创造了更大的利益。这种将用户利益置于首位的做法，体现了新时代的义利平衡，为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了优势。

四、跨文化视角下的义利之辨

（一）西方伦理的义利探索

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强调 “人是目的而非手段”，认为道德行为应基于纯粹的义务，而非功利考量。这种思想与儒家 “君子喻于义” 在强调行为的道德自主性上存在相通之处。康德认为，一个行为的道德价值不在于它所产生的结果，而在于行为者的动机是否符合道德法则。例如，帮助他人不应是为了获得回报或赞誉，而应是出于对道德义务的尊重。

然而，西方功利主义学派主张 “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”，将利益最大化作为行为准则，这与儒家 “义以为上” 的价值观形成鲜明对比。功利主义者认为，只要某个行为能够带来总体利益的最大化，即使它可能违背某些个体的权利或道德原则，也是正当的。例如，在某些极端情况下，功利主义者可能会支持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来换取多数人的幸福，这与儒家强调的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和权利、追求义利和谐的思想有所不同。

在企业管理领域，西方 “利益相关者理论” 主张企业应兼顾股东、员工、消费者、社区等多方利益，这与儒家 “达则兼济天下” 的思想不谋而合。例如，美国的巴塔哥尼亚公司将环境保护作为企业的核心使命，不仅推出可回收的户外服装，还将部分利润捐赠给环保组织。该公司认为，企业不仅要对股东负责，还要对环境和社会负责，通过这种方式，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共同发展，体现了超越单纯经济利益的价值追求。

（二）宗教文化中的义利表达

基督教 “爱邻如己” 的教义，与儒家 “仁者爱人” 在倡导关爱他人方面具有相似性。但基督教的爱源于上帝的启示，是一种神圣的命令；儒家的义利观则基于人性本善的哲学前提，认为推己及人的道德行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。在基督教中，信徒被教导要像爱自己一样爱邻居，这种爱是无私的、不求回报的，并且是对上帝诫命的遵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