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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个月的时间,其实过得并不快,慢得仿佛能看到树叶一片片地掉落。来到三大队已经一年多,我的皮肤变得粗糙了,也黑了。我的个子长高了,也壮实了。我的心理也成熟了,不再那么没心没肺。
在这两个月里,我顺利地完成了和小兵的约定。我的腰包又鼓了,还得到了像小兵这样的人的青睐。在与小兵的合作中,我放弃了最初想坑他的幼稚想法,用一点点诚意与他顺利地结束了这次合作。
秋收的繁忙结束了,我和徐大楞他们搞的“投机倒把”也暂时告一段落。我告别了徐大楞他们,说为了不引起知青们的怀疑,晚上不过来了。我终于又回归知青点的正常生活状态了。每晚面对埋头学习的知青们,我只能重新开启了无聊的翻看连环画的生活。
我们的知青点在三大队好像一直是以一个独立的小集体形式存在。知青们的吃、住、说话,甚至是同路行走,都强行与大队社员分离开来。这是一种带有知青标志的姿态,他们不愿放下,也不能放下,因为这是他们仅存的一点骄傲,也是与社员之间难以相融的界限。
我是知青中的一个例外。我骨子里没有那种姿态,我愿意与大队社员们一起说话、聊天,只要是我不烦这个人,我就能与他做朋友。大队的社员们可能也和我一样,喜欢和我这种没有姿态的知青说说笑笑,谈谈家长里短。
在知青点,我也能和每一个有姿态的知青相处,但不包括吴晓辉,因为他是我非常烦的一个人。在“烦谁就远离谁”这一点上,我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。
在知青点,我和梁哥是无话不谈的朋友。叶珍虽然也能谈得来,但她毕竟是女知青,有很多话是不能跟她说的。这两个月,梁哥和叶珍一直想方设法地逼问我对他们隐藏的秘密。既然是秘密,我就一定要守口如瓶。秘密是守住了,但这两人对我的“怨念”却与日俱增。
今天我的腰包鼓了,心里也敞亮了。为了弥补不能对他们说出秘密的愧疚,我把从徐大楞那里弄来的大白兔奶糖分给了他们几块。叶珍见到大白兔奶糖,对我的“怨念”瞬间消失了。梁哥手里攥着几块奶糖,但“怨念”并没有消失,看他的脸色,反而增加了几分。
我一看情况不妙,这显然是又要逼问我秘密的前奏,赶紧溜出去,找在外屋做饭的张凤莲和陈婷说话去了。
知青点有我在,总是充满了欢乐。我会常常给他们讲我在外面听到的一些村里的趣事,让封闭的知青点有了一丝与村里的关联。
1977年10月12日,三大队部的广播里传出了“恢复高考”的消息。这一天终于不再是渺茫的希望了,这本应该是知青们值得欢呼雀跃的一天,但三大队的知青们却选择了无声的喜悦。
接下来的日子里,知青点的知青们不再上工了,每天都在紧张的复习中度过。我在知青点就像一个无形的障碍,谁见了都要躲开,就连梁哥和叶珍也是如此。我真的很受伤。
于是,我又成了徐大楞家里的常客。徐大楞和他的民兵朋友们看到无处可去的我,都笑呵呵地欢迎了我的回归。我的回归,就是新的“投机倒把”的开始。秋收后的社员家里又有了充足的豆子。每天我和大庆、清平,还有我,现在我的自行车已经骑得飞快了,徐大楞又弄了一辆自行车,我们三人三辆自行车,一起早出晚归,忙得不亦乐乎。
时间一晃又过去了快两个月。12月10日,恢复高考的第一次高考开始了。公社提前一天派老杨开着那台“突突突”的手扶拖拉机,迎着风雪,把三大队参加高考的知青送去了县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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